在中国，消费者都很熟悉在当地购物的现状。在这个“货物出门概不退换”（caveat emptor）的王国中，不够小心的购物者，会面临因为买到不合格产品带来的一连串挫败感和沮丧——衣服第一次洗就开线了，盖子与厨房用具不匹配，厨房小电器刚一启动就发生了爆炸，这类丑闻与不合格而且往往有毒的食品和药物的丑闻同样频频出现。

　　这是现代工业的一个悖论。无数消费品跨国公司通过将制造外包给中国的合作伙伴而构建成了全球性“帝国”，总体而言，他们的产品并没有偷工减料，质量标准也没有因此而下滑。然而，出于某些理由，中国的企业并没有在其本土市场复制这样的成功。对很多企业来说，摆脱低质量制造业名声的束缚是个极为艰巨的挑战。但是，中国令人惊异的成本优势一旦萎缩，这个国家一旦开始减少对出口的依赖，那么，解决这一问题的必要性就会更加迫切，其方式就是生产能在整体上能提升这个国家在制造业“价值链”上地位的更多产品。

　　“这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但是毕竟已经开始了。”设在上海的消费科技研究和咨询机构睿析科技咨询有限公司（RedTech Advisers）的总经理柯德林（Michael Clendenin）谈到。“与每一家正在提高产品质量的中国公司相对应的，都有大约10家公司依然在偷工减料，还有另外两家新公司试图通过更大幅度的偷工减料进入这一市场。”

　　快速致富？

　　那是2007年，随着包括玩具生产商美泰公司（Mattel）在内的多家西方跨国公司被迫召回所有受到污染或者有问题的中国制造产品，整个世界开始认识到了中国消费者一直深受其苦的问题。虽然其结果是监管机构强化了政策，很多公司的风险管理经理也迅速采取了行动，但这样的事实依然盘桓不去：“有些中国企业饱受产品质量问题之累——尤其在食品行业，食品遭受污染和掺杂使假的新闻就是层出不穷，尽管政府采取了大量行动试图修正这一问题。”沃顿商学院管理学教授马歇尔·梅耶（Marshall W. Meyer）谈到。

　　而其他行业——尤其是消费类电子产品行业——在提高质量标准方面的作为则可圈可点。“在较高端市场运作的中国公司，对制造业运作方式的理解稍好一些。”

　　咨询顾问和《中国的不良制造》（Poorly Made in China）一书的作者保罗·米德勒（Paul Midler）谈到。但是，这些公司似乎是少数派。“很多制造商都对制造高质量的产品以及构建长期声誉不感兴趣。”他谈到。

　　他谈到的一个理由是：中国繁荣兴旺的房地产市场。很多制造商之所以“进入制造业，主要是因为他们想将在制造业赚的钱当成进入房地产市场的垫脚石。”他认为。这种心态转弯抹角地导致了产品质量问题。“不妨比较一下这样两个制造商的情形。其中的一个希望通过制造产品来赚取小额利润，并留住回头客。另一个制造商只是想得到你的订单，这样，他就可以用从中赚到的钱建设一个购物中心了。哪个制造商会专注产品的质量和产品的完善呢？”

　　但是，短期收益会招致长期的痛苦。“如果中国的品牌希望长寿，他们就必须改善消费者对品牌的认知，并赢得消费者的信任。”香港一家全球市场研究机构特恩斯市场研究咨询有限公司（TNS）的商务主管托马斯·艾萨克（Thomas Isaac）谈到。“确保产品质量优异、耐用，信任自然来。所以，如果（产品质量）存在问题，你就必须解决它。”

　　有些公司的经理深受成本和质量之间的取舍无法避免这一信念之累，这些公司的问题尤为突出。佛罗里达州的电车咨询公司（eCycleElectric Consultants）公司的总经理艾德·本杰明（Ed Benjamin）谈到，这就是这个国家虽然规模不大，但发展迅速的电动自行车行业的情形。“一个中国商人向我吹嘘，他就通过削减原材料的成本赚了很多钱。他认为，自己是个精明的商人。”他谈到。“事实上，他是在损毁自己的企业，同时也在损毁中国的声誉。在电动自行车行业，依然还有很多抱有老观念的商人，他们并没有汲取教训。因为产品质量不能始终如一，消费者碰到了很多麻烦。”

　　梅耶认为，除了迅速致富的社会风气之外，其它很难应对的力量无疑也在从中发挥作用。首先，比起印度等其他发展中国家来，小公司数量庞大，以及企业极为分散的现状，造成在中国控制供应链网络的复杂程度要高得多。梅耶还谈到，再加上中国特有的分包模式——也就是中国本土广为人知的“承包”，使公司不得不设法应对与制造自己产品相关的层层供应商。

　　日本北海道大学（Hokkaido University）国际政治和经济学教授铃木一人（Kazuto Suzuki）指出，中国非常重视用于军事目的而不是民用目的的技术开发，这也是提高产品质量的一个重要障碍。虽然政府在空间技术和其他军事应用技术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一直忽视商用技术的开发。“在军事领域，你拥有的是军方大客户。而在商业世界，你面对的则是个庞大的市场，你无法确定这个市场需要的是什么技术，人们想要的是什么样的产品。”铃木一人谈到。“中国的公司不想在具有不确定性的技术上投资。而复制确定性的技术，或者仿效经证实可以盈利的技术，风险则要更小。”